在众多来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罗伯特·蒙代尔可以说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在过去的10年的时间里，他已经来中国近30次。他在中国的活动，从论坛演讲，到创办杂志，从出版个人文集，到成为北京市永久居民。他的频频曝光，让他成为诺奖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典型代表。
       不是盛唐时代的遣责唐使，也不是明清两代的万国来朝。那个已然成为记忆并沉淀为民族荣耀的时代，或许在未来的五十年到一百年会再次复兴，这是全球几乎所有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预言。
       即便我们不愿意让这个预言成为大国沙文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蹩脚的注解，可是这毕竟是普通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
      在“遣唐使”和“万国来朝”的坐标中看待诺奖经济学家的来华事件，显然是不正确的，尤其是政治上不甚正确。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事件背后的逻辑关联，尤其是经济和经济政策方面的意义，我们则会发现，诺奖经济学家的来华，与政治家、政客和民间各界人士如此频繁的访华，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并与我们悠久的历史发生了联系。
　　
从稀疏雨点到倾盆大雨
        经济学人高小勇总结道，1980年代舒尔茨的来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访华的开端。舒尔茨来访的结果之一，是让当时在北大读书的林毅夫赴美求学其门下，而现在，林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政策。
        在1990年代前后，芝加哥大学教授弥尔顿、弗里德曼的两次中国之行，前两届国家领导都会晤了他。弗里德曼的《萧条时期的经济学》已经成为最深刻也最浅显易懂的经济学著作，是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床头书。
        如果说在20世纪最后15年的诺奖经济学家访华，还是稀疏而大颗的雨点，仅在政府层面具备了政策咨询的价值，于普罗大众而言则是收获了猎奇的快感，以及高山仰止般的憧憬，那么20世纪以后的访华，简直可以说是倾盆大雨。大部分诺奖经济学家都以走访中国，提供与分享他的知识、见解和观点为“必修课”。请注意，我们用“分享”这个词同时还表达诺奖经济学家来华的态度。这已经不是居高临下的立场，而是平等的和平实的立场。因为对于中国，他们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都一样多。
        须知，他们是生逢其时，遇到了拥有全球1/5人口的经济体的连续25年的经济增长，以及复杂的和不可预料的政治转型。这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国家，充满了让人着迷和惊奇之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大量的达·芬奇密码需要揭示。如果不为它的发展做些什么，实在是错失良机。这一状况，无论是60年代的日本，还是80年代的拉美，在性质、规模和复杂性上都不具备可比性。
现在，我们已经坦然地看待诺奖经济学家的来华。他们来得太频繁了，以至于我们会问，为什么那个家伙还没有来，以及这个家伙说得太片面。经由媒体的炒作和放大，这些经济学家的面孔已经为我们所熟悉，谈论他们和谈论汇率的增长，以及内需如何扩大，抑或惩罚性关税，都联系在一起。这都不是学院里面高深的理论和数学模型，而是民生本身。更有甚者，有人开始关注他们的私人生活，已经甚于关注他们的经济观点，比如《美丽心灵》的原型纳什，和“欧元之父”蒙代尔。
　　
频繁个人秀的背后
        让我们对诺奖经济学家在华现象做个简单的分析。
他们的行程首先是北京和上海，次而是广州，而现在已经深入到内地城市。这说明他们关注的区域经济现象已经延伸到内陆省份。中国龙的庞大和复杂，使得诺奖经济学家的药方也必须因地制宜，对症下药，要个性化和本土化。而他们在此过程中收获到的数据、信息和案例，无疑会深化其固有的理论和思考。
        此外，举办主题论坛和大学演讲是交流的主要方式，涉及的议题完全是针对中国和全球经济联系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最近的一次是2006年3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清华大学的学术演讲，演讲题目：“十一五”规划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十一五规划一出，他就对此加以分析，由此可见和中国政府政策的契合程度。另外一次是今年3月份的上海，“中美新市场经济（上海）暨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国际论坛”上，诺奖得主普雷斯科特为中国养老开药方。他建议通过个人强制性储蓄解决养老问题。这也是中国政府现在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我们也必须指出，作为事件的诺奖经济学家来华，也已经从最初简单的政府行为和经济政策咨询，逐渐演变为追逐利润的商业行为和“经济英雄主义”的个人秀。事件里面具备了一个由诺奖经济学家、跨国会议中介公司和地方政府三方组成的的产业价值链，几方各取所需，也各有所得。总之，利益驱动型的“诺奖访华秀”一如娱乐明星的演唱会或者超级女声一样，利润是重要的推动机和润滑剂。
      “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其实更像一个LV或者ARMANI的秀场。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人类的和谐与发展”，让人觉得空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所以，这不是一两个诺奖经济学家在高等学府就中国的经济谜局分享其观点，而是盛大开演，其间，7位诺奖得主携手5位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在京讲“经”。他们中不乏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电影《美丽心灵》原型约翰·纳什这样的明星经济学家。 这两个名人的意义，正是让这个事件本身具备媒体放大效应，以期获得轰动和更多的眼球。

        我们至此发现了诺奖经济学家来华的变调。可是必须承认：即便是变调，价值依旧巨大。转型期中国的复杂与多元性，会让那些采取单一视角看待问题的人士跌跟头。我们要努力辨识微弱的主线以使自己路途正确。这与蒙代尔在其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颁奖典礼上所唱的歌曲一样，尽管有点反讽。他唱道：
       “Do you think I did a lot and may I sing it in a shy way，oh no，oh，no not me，I did it my way.（你认为我做了很多吗？可我要羞答答地唱道，不，我没有，我只是走自己的路。）”常来的不是客。中国之于蒙代尔，应该如此。